“中国旅游：四十年，再出发”专题研讨会｜嘉宾发言摘要（上午场）

吴必虎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教授

首先感谢严旭阳主编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对这样一个会议，我很愿意参加。昨天晚上在会议群里跟马波讲没什么想法，今天早晨五点半醒来才有想法，因此我跟大家分享的想法绝对新鲜。

我想要说的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九个观点”：

第一个层面讲一下背景。我们讲四十年，中国旅游四十年，刚才刘德谦教授讲了，要看哪个角度，不止四十年。如果从张骞或者玄奘讲起那就很久远了。近两年参与了《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的选题、导读工作，买了不少经典游记，看了很多书，这种书现在一般读者看起来挺吃力的，得下一点工夫。从四十年角度来讲，应该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算起的，真正中国的旅游史可能更长一些，但四十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十九大召开，全域旅游的概念，有很多大的变化。基于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基于上述背景的判断，我有三个观点想报告。

第一，中国发展或者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明显有一个变化，由生产建设为中心转向生活建设为中心。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自然资源部把各个规划的功能拿过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被移交给自然资源部了。实际过去的城市规划就是为大规模的圈地搞建设服务的，而建设主要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盖工厂，大家都非常理直气壮，干旅游就要小心翼翼了，不小心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小资情调。现在不一样了，十九大文件明确讲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变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对旅游学科研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过去我们对生活质量、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是比较少的，基本是王宁教授这类社会学家才会考虑的话题。现在我们这些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涉及生活方式的研究了。整个国家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旅游成为生活建设或者生活质量的组成部分，人们在城市内部买房子是第一住宅，是日常的生活方式；旅游是寻求异地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放在一起都幸福才等于幸福。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从经济角度来讲，过去中国长期是短缺经济，最近跟美国贸易战，两个国家都出现了过剩。出口是国内消化不了的，包括“一带一路”的推广也跟生产过剩有关系，钢铁过剩，农业过剩大家很多不接受，进口那么多粮食，如果不考虑绝对粮食安全的话，从市场经济来讲，从经济学来讲，当然买便宜的进口粮食。这就是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变化，中国进入过剩经济，中产阶层大量形成，中产阶层现在是1亿人，到2030年是5亿人，这是旅游学研究即将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第三，由物质消费向文化消费的转变。过去我们搞GDP，肯定是物质方面你必须生产出东西来，这些年一直在讲转型升级，但是转不成，就是考核指标一直没有变，考核物质生产。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也好，重组也好，文化和旅游放在一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未来我们会更加重视文化的生产和文化的消费，而这点上我们现在文化生产的环境非常不好。创意产品是没有框架的，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定要转变。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形势下党要管企业，党要管市场，但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管。国企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国企的高管一直没有激励，你给他10%的激励，让他有创造性，让他多赚钱，政府也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来支持科技教育水平提高了。

第二个层面，谈谈新时代对旅游活动和旅游研究性质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恋地和异地的辩证关系。恋地，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恋地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旅游是异地和恋地的复合，谢彦君讲体验性，恋地和异地，旅游是恋地和异地的复合，它是基于人类对这个地方的依赖，同时对自己不熟悉地方的游历的体验需求。旅游是异地和恋地的辩证统一，保继刚讲了学者与政府距离的辩证统一，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那么旅游既有异地性，也有恋地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个认识，旅游既是消费，更是生产。我们过去把旅游列为消费部门，对其不够重视，不理直气壮。旅游活动既是消费部门，更是生产部门，它对产业结构调整十分重要，我们发现未来中国的产业一定离不开旅游产业，雄安新区搞了很多高大上的产业但没提旅游业，是非常错误的。雄安新区最大的产业之一是旅游业，你不信看未来统计。再比如说乡村，现在普遍出现乡村衰落，但是作为城市人精神消费产品的乡村，是会越来越重要的。旅游是消费和生产的双重部门，这个认识一定要形成。

第三个认识，旅游既是私人产品，也是公共产品。过去旅游教育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面被放在工商管理下面，这两年一些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出现了被管理学院吃掉的现象，管理学院主要是指工商管理学院，旅游学院为什么会被吃掉？我们过去犯了一个错误，学西方，以为旅游就是HTM（酒店与旅游管理），就是工商管理，错了，中国绝大多数资源由政府掌握，旅游更属于公共管理。刚才保继刚教授担忧学者会被政府影响、政府干预，但是学者也可以倒过来去影响政府，学者可以通过研究和培训去影响政府，政府是学习型机构，我们可以影响它。这个不矛盾，我们要跟政府讲，特别是跟教育部讲，旅游是公共管理+工商管理，还有的旅游研究是非管理的，旅游学科一定是独立的，不能被工商管理吃掉，因为旅游不仅仅是工商管理。政府主导的情况下，资源全部是国有的情况下，公共管理非常重要，旅游学院要管三个事情，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和管理以外的事情。

第三个层面，未来要研究哪些重点的东西？

第一，要对现有的政策法规管理框架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现有所有的改革开放都是在“违法”的情况下开展改革开放，说明“法”本身有问题，现在这种情况非常多。金早部长讲某些旅游违法行为要入刑，骗游客说200块就可以去新马泰，不买东西就关起来，就说明包括旅游法在内的立法都需要面对新时代社会变化进行修订完善。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短缺经济向过剩转变，物质生产向精神文化消费转变，第一个要研究的是对法律进行批判性的重构，这是学者的责任。

第二，考虑到国际竞争力，对中国旅游的研究，要强调中国范式。中国非常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现在主流研究全是西方的规则。未来全世界的格局是儒家重商主义的威权模式和教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两个模式PK，谁更有效率，现在还不好说呢。中国的旅游研究一定要有中国范式，为什么旅游学院快灭了？就是因为没有搞中国模式，公共管理不是工商管理的一块，跟教育部明确说这一点，旅游学院应该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