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联合国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为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在其后31年,即2003年才被正式提出,这一时差的背后折射出对于文化保护的深刻认识与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公众所熟知,它成为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春节等国家传统节日的“申遗”活动中,非遗的意义和重要性愈发得到强调。
在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含义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它被称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背后吸引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文化哲学与历史脉络。
首先,让我们来剖析这一称谓的精准性。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定义主要聚焦在有形资产上,诸如历史悠久的建筑、文物等。这些有形遗产,如故宫、长城,它们不仅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还有着与之相联系的文化精神与社会价值。相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指向那些无法被物理地界定的传统习俗、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等,它们是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基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
正如春节申遗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巴莫曲布嫫所说,非遗保护的核心不在于保护某个具体的结果,而在于保护形成这一结果的过程。非遗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文化现象,以人作为基础,来建设与延续。只有通过人与文化的互动,才能发掘并传承那些蕴含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非物质遗产。
因此,当我们谈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关键在于“过程”二字。如果简单地将非遗的实践拍摄下来,转化为数字产品,不仅无法真正保护这一文化现象,甚至可能导致文化的流失与变形。保护非遗,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而是一项需要深入人心、理解文化内涵的社会性活动。正如巴莫曲布嫫所强调的:“没有人,就没有非遗。”人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与维护者。
对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误区往往源自于对于文化内涵的片面理解。许多人在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容易错误地将其视同于文物保护,用静态的思维来处理动态的文化生态。这种方法虽然在技术上可能可行,但在文化价值的维持与发展上却是致命的。因此,如何从过程入手,抓住其中的人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成为了非遗保护的首要任务。
另外,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各国的文化传统遭受着更为复杂的挑战,信息化时代带来了文化的交融,但与此同时,也让我们面临文化同质化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对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守与延续,更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弘扬。
在非遗的申遗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将这个文化的“过程”展现给公众,也是一项重要的使命。通过教育、传播以及参与,让更多的人了解、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进而形成对其保护的共识。这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文化活动,而是构建民族认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因此,当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更应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与欣赏。在这个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广阔舞台上,每一个动作、每一句歌词都是时光的印记,都是文化传承的见证。非遗不仅应该被视为文化的象征,更应被视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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